特别策划：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00周年

吕薇洲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教授、博士生导师）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引发的关注和争论广泛而持久。早在十月革命爆发前，俄国思想理论界围绕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就展开过激烈争论，十月革命胜利后，围绕这场革命的性质、作用、影响等问题，东西方各界的争论一直都未停息，争论的核心和焦点在于如何认识和对待十月革命。百年争论中基本达成的共识是：十月革命对俄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世界现代史的发展进程中书写了极其重要的篇章，发挥了不容置疑的影响，。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前夕指出的：“这个伟大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整个实际经验也就思考得愈深刻”。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过去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够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拟”这一角度来思考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可以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工农掌握政权是十月革命的核心精神。

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还要从20世纪初俄国革命运动的政治取向特别是从1917年俄国革命的目标任务说起。1903年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的诞生，极大地推动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由于当时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同沙皇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俄国必须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然而，俄国资产阶级的落后性和软弱性，决定了它不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当仁不让地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取向也相应地必然地表现为工农掌握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在制定的关于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路线中，规定了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即由工农掌握政权的革命目标。列宁在重要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也突出地强调了上述革命目标。1905年俄国爆发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没有实现上述革命的目标。在以后的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列宁不断强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即由工农掌握政权的思想。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虽然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但是由工农掌握政权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当时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大城市中建立的由工人以及劳动人民掌握政权的一种政治形式——“苏维埃”，只是掌握了某些地方事务管理的权力。俄国资产阶级建立的临时政府却掌握了国家的外交、对外战争、财政等重要权力。这足以证明，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由工农掌握政权的任务依然没有完成。1917年4月初列宁在一系列著作中分析了俄国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他指出，在二月革命过程中，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未达到一定的高度（许多工人群众相信并追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他们的组织程度也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滞留在国外，无产阶级运动缺乏正确的有力的领导），国家政权落到资产阶级的手中。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指出：下一阶段的革命的主要任务是，使政权转到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手中。在指导下一阶段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四月提纲》中，列宁表达的核心思想，就是使俄国的政权转到工人和贫苦农民手中。同年8月，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由工农掌握政权的方针。十月革命胜利当天，列宁在代表新政权颁布的第一份文件《告俄国公民书》中提出的口号是：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这体现出他对于工农掌握政权的任务得以实现的无比激动和喜悦。

俄国工农掌握了国家政权，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件。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且产生国家政权以来，一直是占社会人口少数的剥削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压迫占社会人口多数的被剥削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家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并利用它压迫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展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夺取和掌握政权。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一个伟大尝试，但是这个尝试仅坚持了70多天便遭到资产阶级的镇压而毁灭。此后各国无产阶级继续斗争，终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再次产生了斗争的成果。俄国的工农政权，可以说是国际无产阶级一个多世纪英勇斗争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胜利。正如毛泽东深刻指出的：正如毛泽东深刻指出的：“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俄国工农政权建立后，迅速解决了广大劳动人民亟待解决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未能解决的三个问题。一是俄国退出使俄国经济濒临崩溃，国力消耗殆尽，前线战士死伤无数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人民以和平的环境。二是夺取地主、皇室和教会的土地，按照农户人口的数的多少，平均地、无偿地将土地分配给农民，满足了农民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的要求。三是以极大的努力，征收并合理地分配粮食，且在战后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有效解决了“面包”问题即克服饥荒的问题。正是由于及时有效解决了“和平、土地和面包”，新生的工农政权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建立了强大的红军，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战争。他们动员各行各业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消灭敌人，赢得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证明它的生命力无比强大。

在俄国，工农掌握国家政权，为布尔什维克党进一步探索和发展无产阶级事业，特别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政治手段和政治工具。无论是在苏维埃俄国或者在其他工农掌握政权的国家，建立工农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工农政权建立以后，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制度，是更为艰巨繁重、更加伟大的任务。1918年初，列宁在有关会议上明确强调，俄国刚刚建立工农政权，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但是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我们知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是多么的艰难，但是工农政权保证我们能够走向社会主义。1922年初，列宁再次指出，俄国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即工农国家，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时代，它取代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这是敌对势力“无法夺回去的”。依靠这个工农国家政权，可以展开经济建设并取得成就。他的这些论述，指明了工农国家政权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作用。

十月革命在东方和西方的一个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工农掌握政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事实和精神对世界人民的影响。十月革命后，中国、印度、朝鲜等东方国家人民展开了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运动。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斗争中喊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口号。这个口号证明，这些国家的人民要求建立工农政权和人民当家作主。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有关报告中说，苏维埃的思想即建立工农政权的思想，在东方各国产生了影响。共产国际以及各国党的任务，是在这些国家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奠定基石。他说，这些国家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不是俄国那样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只能是“农民苏维埃”，因为这些国家经济落后，没有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十分弱小。这里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农民，所以建立的苏维埃只能是农民苏维埃。这证明，列宁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十月革命和建立工农政权的事实及精神在东方各国产生了影响。在西方国家，十月革命后芬兰、德国、匈牙利等国的工人群众展开革命斗争，在国内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尽管这些国家的革命没有胜利，但是工人在斗争中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事实，足以说明俄国工农苏维埃政权在西方的影响。

鉴于俄国工农政权建立以后在国内斗争中发生的重大作用，鉴于工农掌握政权的事实及精神在东西方的重大影响，所以说工农掌握政权是十月革命的核心精神。

陈锡喜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二月革命以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随着临时政府的统治一再发生危机，列宁领导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制定了继续革命的方针，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有了十月革命所催生的崭新的“苏维埃”政权诞生。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推断，“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简单地说，就是“发达国家、一批胜利”。而俄国当时还只是一个资本主义刚刚发展、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俄国出现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时，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认为它可能将引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然后在这些国家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帮助下，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获得成功。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则验证了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一国胜利”的理论。

而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规律的解读中，马克思是从物质运动规律推演出人类历史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线性规律并从而证明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但同时又说十月革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这一规律，而忽视了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家、一国胜利”，同在“发达国家、一批胜利”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别。这一问题，在列宁领导革命时，就有争论。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如果俄国工人阶级不是继续支持资产阶级执政，而是要马上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在“说梦话”，“发疯了”。而苏联解体后，又有人把脏水泼到列宁头上，认为列宁十月革命就是“原罪”。

其实，列宁并没有“说梦话”，更没有“发疯”，而是在传承马克思思想薪火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即他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践逻辑，而得出与马克思不一样的结论。而这两个逻辑的结合点，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对垄断资本主义新特点的方向，从而揭示出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上一世纪之交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而十月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基于两个问题：其一，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是不是历史的必然？第二个是，它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是由新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决定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引发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工业化从轻工业发展到重工业，生产力实现了又一次飞跃，它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即使资本日益集中，逐步形成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并逐步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的基础。既然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是客观必然的趋势。那么，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能适应它，同时分析它可能产生的矛盾，并利用这些矛盾来推动社会进步。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使生产更加社会化了，而生产资料为更少数的人占有了，因此，垄断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除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消除了竞争，反而使这一矛盾激化了，使竞争层次更高、更加残酷，这将加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同时，为了转移这一矛盾，垄断资产阶级将在国际上加剧对殖民地的剥削和压迫。于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它必然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它将导致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供应地和商品输出广阔市场的战争。

上一世纪之交，新老帝国主义之间就为此爆发了“美西战争”、 “英布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后，同盟国进而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升格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根源，“是由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资本的发展、全世界资本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造成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尖锐矛盾，相反孕育了更大的危机。于是，列宁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至于“一国胜利”的国家甚至可能是比较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列宁同样是根据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推导的：这些国家资产阶级还比较缺乏统治经验和手段，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比较强，同农民也比较容易结成联盟，它可能成为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而当时的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其社会矛盾要比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复杂更尖锐，其中既有发展资本主义要求同农奴制残余的矛盾，又有劳动同资本的矛盾、发达工业地区同落后边区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国内被压迫民族同大俄罗斯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专制制度的矛盾；以及与西方国家的矛盾。这样，俄国已经成为欧洲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焦点和最薄弱的环节。

而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俄国所卷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工厂倒闭、农田荒芜、通货急剧膨胀，力量消耗殆尽，经济全面崩溃。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能从帝国主义战争中找到出路，“现在革命不能就此止步，因为国家前进了，资本主义前进了，经济破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谁愿不愿意）向前迈进，走向社会主义。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拯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减轻被剥削劳动者的痛苦。”这使无产阶级爆发革命，有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由此可见，十月革命的爆发，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即它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历史性机遇；但是，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战争，战争可以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这又是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决定的，因此，十月革命又具有必然性。这一必然性，背后体现的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实践辩证法的胜利。面对历史提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导火线”，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奋起斗争，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和主动性。也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不断提醒全党：“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因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还不具备生产的工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政治上缺乏民主的传统，文化上充斥着文盲，国际环境上处在经济文化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它给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带来了马克思没有遇到过的难题。

由十月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历史的主动性和客观性的统一，我们可以引出两个基本结论：其一，十月革命对人类历史的进步，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苏东剧变并不能证明所谓十月革命的“原罪”；其二，十月革命从实践上突破了西欧“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特殊规律，却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由他和恩格斯反复强调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对于十月革命的认识，厘清这两点基本结论，才能把握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的论断，以及要从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来看中国对社会主义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的内在逻辑的论断，从而对中国革命道路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提供具有真正有自信的辩护。 

俞良早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列宁思想研究会副会长）

国际国内学术界对1917年十月革命的认识，多有不切合实际的地方。例如，关于十月革命时期列宁经济建设的思想，一直被人们视为激进地、猛烈地、迅速地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这样的认识不符合列宁思想的实际。其实，列宁持“渐进的”经济建设的思想。

列宁关于实施“计算和监督”措施的思想是渐进的经济建设思想。在十月武装起义前夕，列宁在考虑革命胜利后需要采取的经济建设措施时，主张实施“计算和监督”的措施。所谓“计算和监督”指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性质的前提下，由工人组织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对企业有关的账目进行计算，从而达到对企业主的活动进行制约的目的，也达到使工人在实践中学习企业管理的目的。1917年4月，列宁在《四月提纲》中论及当前革命的任务时提出：“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当时，党内有的人误解了列宁的《四月提纲》，指责列宁“指望”将俄国革命立即转变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指出，“这是不对的”，我不但没有“指望”我国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我还提醒大家不要有这种想法。显而易见，“计算和监督”的措施是“非剥夺剥夺者”的措施，列宁这方面的思想是“非剥夺剥夺者”的思想。或者说，列宁当时并未提出剥夺资本家财产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同年5月，俄国由于帝国主义战争及经济破坏，出现严重的饥荒。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劳动部长、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为了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必须把有产阶级的税率提高到利润的100%，即“剥光”资本家。列宁严厉批评了这种“高调”和“空话”。他说：“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处理得更适当，逐步实行比较合理的税收，把小股东和大股东区别开来，对前者将征得很少，对后者才征得很多。”还说：“甚至对大多数资本家，无产阶级不仅不打算把他们‘剥光’，……不仅不打算剥夺他们的‘一切’，而且相反，打算让资本家在工人亲自监督下去做有益的和光荣的事情。”这里列宁表达的思想是，不要“剥光”资本家，既不剥夺他们的生产资料，也不对他们征收100%的捐税，而只是对少数大资本家征收较多的捐税。他提出：“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摆脱灾难而应该向人民宣传的措施。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已经取得政权的地区现在就应该部分实现的措施。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应该全部实现的措施。”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起草《工人监督条例草案》，随后领导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正式的《工人监督条例》，展开了工人监督的活动。显然，这是渐进的经济建设的思想和实践。

不可否认，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领导进行了国有化。以往人们将国有化等同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列宁国有化的思想理解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实际上这样理解列宁的思想是不符合实际的。列宁领导国有化的工作，目的不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当时国有化的对象，一是由外国资本家创办并且外国资本家在革命过程中已经逃离俄国的企业，二是原沙皇政权或资产阶级政权的国有企业，三是铁路、商船等重要行业中的企业，四是企业主不服从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并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活动的那些企业。列宁领导进行国有化，目的在于巩固苏维埃政权。如列宁当时在有关会议上讲到关于银行国有化的原因和意义时指出：无产阶级本来想走同银行妥协的道路，“可是它们却暗中策划了规模空前的破坏，实际情况使我们不得不采取另一种办法来进行监督。”即不得不实行银行国有化的办法。他在说到必须通过银行国有化的法令时强调：“如果现在不批准这个法令，那只会使银行采取种种措施，来加倍地破坏经济。立即实行这个法令，不然反抗和暗中破坏就会毁灭我们。”在《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的开头，列宁明确地写道：“粮食的紧张情况，投机倒把、资本家和官吏的怠工以及整个经济破坏所造成的饥荒威胁，使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革命措施来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以下，他提出了银行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措施的设想。通过国有化，打击敌人破坏活动，巩固苏维埃政权，这是列宁领导进行国有化的真实目的。他的这个思想同渐进的经济建设思想是不矛盾的。

在1918年夏至1920年底的国内战争时期，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苏维埃政权的猖獗行动，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采取非常措施即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展开斗争。学术界许多人认为，这一时期列宁的思想是“激进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其实这样看问题是不对的。列宁固然领导苏维埃政权采取了许多非常措施，如余粮征集制、禁止商品交换和自由贸易、配给制和劳动义务制等等。可是，根据列宁的思想，这些措施是应对战时形势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它不是无产阶级正常的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政策。在这个时期，列宁也考虑并论述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在考虑和论述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时，头脑是清醒的和冷静的，思想是符合俄国实际的。这个时期的俄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小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从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看，一定要把个体农民引上集体化的道路，使个体农民经济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毫无疑问，在俄国完成这个任务是异常困难的。1918年11月上旬，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一下子就把数量很多的小农户变成大农庄是办不到的。要在短期内一下子把一直分散经营的农业变成公共经济，使之具有全国性大生产的形式，由全体劳动人民普遍地同等地履行劳动义务，同等地公平地享用劳动产品，——要一下子做到这一点，当然是不可能的。”这里他强调说“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一下子”是不可能的，指在俄国一定要经过一个长时期的、缓慢的过渡阶段，才能将个体农民引上集体生产和公有制的道路。这个思想是渐进的经济建设的思想。12月中旬，他又说：“实现由个体小农经济到共耕制(指公有制—引者注)的过渡，显然需要很长时间，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深深知道，在小农经济的国家中，不经过一系列渐进的预备阶段，要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里他清楚地说这种过渡“需要很长时间”，不经过“一系列渐进的预备阶段”不可能实现这种过渡。显然，这里他进一步强调了渐进的经济建设的思想。

1921年春，苏俄的历史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个时期列宁思想的基本内容，是利用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促进恢复俄国的经济，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条件。对此，国内学术界是形成共识的。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他的思想渐进的经济建设思想。这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指出，俄国由于落后，农村的许多地方，盛行的是宗法制度、半野蛮状态和十足的野蛮状态。从乡村到有铁路的地方相隔几十里，这中间只有羊肠小道，或者无路可通。由这样的状态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实现全国电气化，大大提高生产力。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几十座区域电站……，如果我们能把电力从这些电站送到每个村子，如果我们能得到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那么从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了。我们很清楚，实现这‘一个’条件，单是完成第一批工程，就至少要花上十年工夫，至于缩短这一期限，那只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德、美这些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这里的意思是，俄国完成电气化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完成第一批工程就至少需要十年，而且完成第一批工程远不能达到目的，还要完成大量的后续工程，这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样看来，在俄国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如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国家取得胜利，俄国在西方社会主义的帮助下也许较容易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这更是遥遥无期的事，因为根本不能指望最几年内西方会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说，如果上述几个条件不能实现，那就只有通过“中间环节”向社会主义过渡。他说：“在最近几年，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从宗法制度、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这些中间环节，指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中间环节过渡，指利用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这种思想是“渐进的”经济建设的思想。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资本主义或者说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制度，可是眼下还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现实和目标之间有很大的距离，由现实走向目标的过程只能是渐进的过程。

列宁关于“渐进的”经济建设的思想，对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现实的价值。中国和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具有“渐进的”经济建设的意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借鉴了列宁关于渐进的经济建设的思想，同时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列宁的思想。

刘 军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列宁思想研究会秘书长）

人类历史事件的评价，也许很少如十月革命那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00年前，当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激情昂扬地宣布“俄国历史的新时期从此开始了”；而贵族出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别尔嘉耶夫却在哀叹“是魔鬼把我们引上了歧途”。100年之后，英国学者柴纳•米耶维（China Miéville）在《卫报》刊发的文章（Why do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Matter? The Guardian, May 6,2017）认为，“1917年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议的。……现代世界舞台没有哪个事件不受其影响”；而美国学者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却在《伦敦书评》刊文（What’s Left,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39,2017）提出，俄国革命百年之际，否定论渐成西方共识。纷繁芜杂之间，如何正确评价十月革命？“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的基本原则，正是我们评价十月革命的最高准则和思想武器。

（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

海外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中，存在一个焦点问题：十月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还是“一小撮阴谋家”催生的“早产儿”和“政变”？

1991年11月，时任俄罗斯总统政治顾问的C·斯坦克维奇在俄罗斯《文学报》刊文宣称，十月革命是“俄国历史上骤然发生的政变，其结果是把俄国推向苦难的边缘”。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很多右翼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立场。实际上，关于十月革命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问题，在革命之初就存在争议。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就认为，“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十月革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学说，是历史的“早产儿”，必然走向历史的灾难。

对于这种质疑和批评，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出发，全面理解十月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发生在生产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的著述中，也多次提及社会革命需要具备客观条件，比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如果我们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只能得出俄国革命为时过早、操之过急的结论。但是，列宁与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等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不是机械、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列宁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列宁指出，虽然俄国当时生产力不够发达，但俄国社会经济的落后并不构成它不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相反，正是它的落后，再加上当时国内外各种矛盾的尖锐对立，使得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具备了革命的社会基础和政治条件。所以，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俄国社会矛盾和国际环境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更不是“一小撮人的政变”。正如恩格斯所言：“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

（二）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相统一的原则

近年来，海外关于十月革命的评价问题，已经延伸至如何看待列宁，包括当时对沙皇家族的处置问题。一些人从道德悲情论出发，挽歌罗曼诺夫王朝尤其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将列宁妖魔化为“恐怖残酷的人”。

在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俄罗斯出现了一家名为“project 1917”的媒体。这家互联网媒体按时间顺序刊载书信、日记、报纸等历史资料，包括沙皇尼古拉二世满篇充满“爱”、“宽恕”等字眼的书信。很多人据此发表“温情脉脉”的评论，力图重塑尼古拉二世的国家“父亲”形象，并借此抨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恐怖”。这些新媒体打着客观“再现历史”的旗号，披着温情论的面纱，戳中了相当一部人的道德心弦。实际上，为沙皇翻案并非始至今日。十月革命以来，各种新旧力量都为此不遗余力。旧贵族自不待言，各种宗教、政治力量也投身其中。1998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颁布命令，将尼古拉二世一家的遗体隆重安葬在彼得保罗大教堂。2000年，尼古拉二世被俄罗斯东正教会追封为殉教圣徒。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道德温情既是人性的本质展现，也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和文明社会的标志。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评价必须坚持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相统一的原则。在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辩证关系中，历史尺度处于主要矛盾地位，道德尺度必须建基于历史尺度。如果丧失了历史尺度的前提，道德尺度要么在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中变成一种伪善，要么就成为各种别有用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包装工具。应该看到，海外一些人从道德层面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恶毒攻击，以及对沙皇家族的刻意美化，已经“被拽向赤裸裸的道德剧”，甚至到了不惜篡改历史的程度了。

确实，在当时的俄国甚至在今日的俄罗斯，很多人对罗曼诺夫王朝在情感和文化心理上都难以割舍。但是，“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从历史尺度来看，无论是时代潮流还是俄国的社会现实都表明，沙皇及其代表的力量已经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历史的舞台需要新的进步力量来充当主角。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是不能改写的》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尼古拉二世独裁统治时期社会状况的特点是：战争前线节节败退，沙皇政府高官们大肆贪污，政权上层荒淫无度，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进行民主革新……还有，枪杀进行抗议的工人。”那么，尼古拉二世这样的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人物为什么还会被列为圣者呢？普里马科夫曾就此当面询问阿列克谢二世大主教。主教的回答则意味深长：“尼古拉二世被俄罗斯东正教列为圣者，不是由于他的社会活动，而是作为死亡的受难者被列入的。”

（三）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的原则

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如何评价和看待这一历史事件备受全世界的关注。2016年12月17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Economist）发表了一篇评论性文章：《列宁的复仇：普京艰难地在十月革命和帝国荣光间寻找平衡》。与普京的两难境地类似，苏联不同历史时期的领导人都面临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和列宁遗产的问题。比如，“后斯大林时期”的政治领导人，为了清算斯大林曾喊出“回到列宁”的口号，并把十月革命和列宁作为自身合法性的来源。而在当代俄罗斯的现实政治叙事中，为了重现帝国荣光，普京“无视列宁，选择继承斯大林”，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列宁。2016年1月，普京就批评列宁关于“民族平等和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联盟”的观点，“成了我们国家大厦地下埋藏的一颗炸弹”，“列宁的思想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对于一直致力于强化威权政治，力图重现大国辉煌的普京来说，这种从现实政治利益角度出发采取贬抑列宁的立场并不难理解。不同时期的领导人对十月革命和列宁的褒扬或贬抑，都与他们面临的政治选择和现实问题紧密相关，更多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实用立场。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和现实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延伸。一方面，现实社会是历史合规律和合目的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对某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是与当时代的社会发展特征和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现实社会的变迁和发展，人们对十月革命的评价还会出现新观点、新变化，很难定于一尊。但是，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关于过去的真实记忆，它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根据现实编造出来的。相信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是列宁的民族平等思想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如果真以为历史就是“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那历史研究和评价将失去求真的科学本质，甚至违背历史常识，最终沦为“成王败寇”后成功者的言说工具。 

杨鲜兰

（湖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我国的确立，经历了现代信仰的萌芽，以及各种信仰的比较、取舍与抉择，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感召下，最终确立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之中。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对这一“千年未见之变局”，无数仁人志士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之中，“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相继爆发。然而，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族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一度出现极度的动荡与混乱。在此背景之下，康有为等人提出了将儒学发展为儒教的主张，并先后开展过两次“国教运动”。这一做法，遭到了大批进步知识分子的批判，由此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关于信仰问题的争论，也开启了中国现代信仰的萌芽。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胡适、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一些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发起了一次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胡适既反对将儒学作为宗教为国人所信奉，但又赞同信仰对一个民族所具有的重要意义。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中发表的《敬告青年》中提出了用科学代替宗教。蔡元培、冯友兰、梁漱溟等先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纷纷反对将儒学宗教化，但均认同应有一物来代替宗教，解决当时国家社会秩序混乱的问题。不久，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中，信仰的概念彻底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对“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的批判，以及“科学与人生观”大讨论，是国人第一次从信仰的角度来考虑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

在新文化运动的早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怀揣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信仰，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同封建专制思想作斗争，希望通过一场民族启蒙运动，推动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国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资本主义文明受到了极大的怀疑，在中国，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有一批人从自己的视角，质疑并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风起云涌，面对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纷繁复杂，面对资本主义文明各种质疑与批判，一批仁人志士在新文化运动中后期，陷入了深深的信仰危机。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面对这一困局，李大钊、陈独秀等许多进步分子一方面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信仰，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另一方面，他们继续追寻救国的理想，积极寻找新的救国方向。李大钊发出了“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的呼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开启了中国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

首先，“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不只始于俄国“十月革命”，而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多条渠道。但是，自俄国“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就开始在中国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也正是受“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有了更大的吸引力。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率先公开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对“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中国革命的前景做出了自己的预判，称颂“十月革命”是影响未来世界文明的大事件，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同年11月，他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向世人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宣言，宣告将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苏俄政府这一举措，受到了中国民众的热烈欢迎，也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去了解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也迎来了新的高潮。《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一批报刊纷纷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些进步社团也如雨后春笋，如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天津的“觉悟社”等，以及各地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报刊和社团的活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南北两个中心，向全国扩大辐射影响力。随着传播的不断扩大，中国先进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深刻性不断增强，特别是结合改造中国社会、寻求救国道路的历史使命，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学说等方面的理解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其次，“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发展相结合树立了榜样。近代的中国，一批批进步人士在民族救亡图存中前赴后继。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了更为广泛的探索。一时间，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等，各种主义、思潮蜂拥而起。另一方面，李大钊与一些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面对西方列强伪善的本质，纷纷抛弃了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挽救中国的方案，继续探寻挽救国家危亡的新路径。而在此时的俄国，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胜利，实践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应该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深陷启蒙运动中进退维艰、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的李大钊等中国进步分子一个新的希望。面对俄国与中国相似的基本国情，他们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发现了一条崭新的民族救亡道路。同时，“十月革命”的胜利，也给长期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欺侮而在反抗斗争中屡遭失败的中国人民增强了不断斗争的勇气和必然胜利的信心。总之，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在对各种主义反复进行比较后，认识到社会主义才是最先进的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从而最终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树立了榜样，可以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

再次，“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造就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新文化运动中一批进步人士在民族救亡道路上一个新的希望。从此，一批先进分子通过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劳工为伍”，相继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1919年7月，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民族独立和解放实践活动中的信条，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深刻分析了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愿望。至此，李大钊已基本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彻底与胡适等人在新文化运动的道路上分道扬镳，放弃了学习西方国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梦想，用马克思主义重新诠释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走上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陈独秀于1919年12月和1920年9月，先后发表了《告北京劳动界》、《谈政治》两文，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抛弃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希望用革命的手段建设一个新国家。并积极参加工人活动，由此表明，他已发现了无产阶级，并且站在了无产阶级一边，实现了世界观的重大转变。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1918年、1919年毛泽东在两次赴京期间，阅读了许多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主编《湘江评论》，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必将普及于全世界”，“我们应当起而效仿”。并于1920年4月到上海，同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开展湖南的革命活动等问题。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毛泽东同志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

由此可见，从1918年到1920年间，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先后完成了自己信仰的转变，并影响了一大批进步人士的信仰转向。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周恩来、瞿秋白、董必武、李达等一批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告别了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随着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诞生，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随之于1921年7月诞生，马克思主义信仰也由此在我国真正确立起来了。

左亚文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

在十月革命10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重温列宁分别于1921年10月和11月所写的两篇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文章《十月革命四周年》和《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头脑里不禁涌现出这样的时代之问：如若列宁在世，该如何书写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的文章？这位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导师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想冲击和心灵震撼？

众所周知，列宁在上述两篇纪念文章中，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作了新的诠释，对于此前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作了新的总结，对于如何在一个东方落后的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作了新的探索。在21世纪的今天，当世界历史的脚步已经向前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之后，对于列宁的这些新的认识我们又该作出怎样切合时代的更深刻更全面的反思呢？

首先，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和时代启示。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列宁指出，1917年11月7日“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整个实际经验也就思考得愈深刻。”诚如当代阐释学所说，传统是一个无限的意义之源，无论是对于一个历史事件，还是对于“一段文本或一件艺术品的真正意义的发现永远不会结束，事实上它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对于十月革命这样具有重大世界历史影响的事件来说，对其意义的认识更是这样。

实际上，十月革命决不是一次突然的和简单的起义，而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过程。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直至当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都是十月革命的历史的和必然的延续。当列宁于1921年底对十月革命四年以来从事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的总结和反思时，当其毅然决然地放弃“军事共产主义”而改行新经济政策时，难道它们本身不应该包含在十月革命这个历史事件之中去吗？历史的往往就是现实的，而现实的也必定是历史的。像十月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历史意义与现实实践是紧密相连的，现实的实践本身是对历史意义的最好诠释，也是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因此，纪念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最好办法就是像列宁一样，对其经验教训进行深刻的总结和反思，对现实实践所面临的根本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从而指明解决问题的路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四周年来临之时，列宁提出“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的原因。

不可否定，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它的根本意义在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开天辟地尝试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力图消灭以往文明历史中一直存在的剥削压迫以及一切不平等现象，使备受奴役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从此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人，并使其永远“摆脱资本的桎梏和帝国主义战争”。无疑，像这样的世界历史性事业是不可能通过一次短暂的革命来完成的，它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不管在这一革命的过程中遭受过多少挫折和失败，经历过多少失利和失误，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期间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其次，关于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改革。在《十月革命四周年》和《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列宁把注意力放在正在进行还尚未完成的根本任务上，这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认为这是庆祝伟大革命纪念日“最好的办法”。同样，在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的最好纪念就是联系当代中国实际，思考当前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

我们认为，1921春在俄国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第一次改革。这次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历史性的。在经济领域，不仅取消了余粮征集制而改行粮食税，而且通过开放小商品的地方流转和自由贸易，特别是通过实行租让制、合作制和私人资本主义等新的“改良主义”的办法和制度，对此前已经建立起来的过于集中和超前的经济制度进行了大力的改革。对此，列宁明确指出，我们必须退却，从现行的制度退到“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我们就达不到共产主义，而且必然遭受失败。他甚至提倡大力发展商业，“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在政治领域，列宁提出了改组工农检查院的建议，提出了“改善”和“革新”国家机关的构想。鉴于中央政治局的权力过于集中，列宁建议从工人和农民中选拔一大批优秀分子充实到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去；将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中央监察委员会有权出席党的一切会议包括中央政治局会议，其职责是对党的各种文件及其决议进行“不顾情面”的质问和审查，以避免个人专断行为和党的分裂的出现。

在文化教育领域，列宁也提出了提高教师地位，改善其物质生活条件，增加教育经费，发展初级教育；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科学成果，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思想。

遗憾的是，由于列宁逝世过早，这场社会主义建设史的首次改革后来不幸夭折。然而，其改革的思想和创举却延绵不绝，直至上个世纪70－80年代汇集成一股席卷世界的改革浪潮。

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意义在于遵循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顺应人类文明进化的潮流，变革一切不合理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进步。这正是列宁开创的十月革命道路所昭示给我们的历史使命和时代启示。列宁在世时，以其实际行动对十月革命作出了这样的最好纪念，我们的后继者应以其为榜样和遵循，将其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大业进行到底，为建设一个真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

最后，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重释和再思。在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中，列宁结合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反思。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在《论合作社》中，列宁更明确地指出：“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要知道，在1921年初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时，列宁还把合作社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但是，在过了不到两年后，其思想又发生一次转折，认为“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的。

由于囿于历史的条件，在那个时代，列宁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还刚刚起步，其思想还处在充满矛盾的探索过程中。例如，一方面他主张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另一方面又将其规定在一定的限定内；一方面认为允许租让制、合作制乃至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样做终究是资本主义；一方面看到了实施新经济政策是一个进步，另一方面又声称这是一个退却，……这种矛盾的心理一直伴随着晚年的列宁。

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之后，特别是在一个像中国这样比俄国更加落后和复杂的东方大国里经历了近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与列宁那个时代相比，已经大大地推进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历若干阶段，现在我们还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并无一个现成的模式，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的过程；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构成现阶段的基本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我们始终不渝的追求，等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些重释和再思还远未完结，随着我国改革和建设发展，这些认识将日益深化和完善。与此同时，我们对于十月革命意义的认识也将日益深刻和全面，其现实价值也会通过辩证的运动在社会主义的实践运动中得以更加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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