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100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副主席Bhaska:再给社会主义一次机会

红色世纪

十月革命100年后，探索共产主义的历史与后世影响

百年之前，列宁那辆封闭的列车抵达芬兰火车站，由此触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引向斯大林的古拉格，我们如今应该从那段历史中汲取灵感，这个想法听上去或许有些荒唐。但布尔什维克一度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当时，越来越多的党派致力于争取广泛的政治民主，利用由资本主义催生的财富和新兴工人阶级，把民主权利拓展到社会和经济领域——这种事没有哪个资本家会认同——布尔什维克亦是这些党派所开展的广泛运动的组成部分。

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从不排斥这个宽泛的前提。它脱胎于遭到第二国际中更为温和的左翼党派背叛之感——第二国际是由来自20个国家的社会党和工党组成的联合组织，于1889年在巴黎成立。在欧洲各地，诸多党派一个接一个地做出不可思议之事，背弃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承诺，在一战中支持各自的政府。仍旧忠于旧有理念的人自称共产主义者，以便和那些为一场夺走1600万条性命的大屠杀推波助澜的社会主义者划清界线。（一战期间，第二国际自身也于1916年解散。）

当然，共产主义者为结束战争，以及在落后的俄国开辟一条通往现代化的人道主义道路而采取的高尚策略，最终似乎证实了伯克的观点：任何企图颠覆一种不公正状态的努力，只会以打造出另一种不公正状态而告终。

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已经学乖了，他们从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汲取了教训。现在，很多本来会为十月革命欢呼的人，不再那么相信仅仅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就可以让世界发生根本性改变。他们把重点放在了政治多元论、异见和多样性上。

不过，社会主义的幽灵正引发对一种新极权主义的恐惧。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 report)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担心：年轻人可能会对社会主义持正面看法，“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大受欢迎”或许正起到促使千禧一代反对资本主义的作用。去年，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会长托马斯·J·多诺霍(Thomas J. Donohue)甚至觉得有必要提醒读者：“社会主义对于美国而言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右翼人士仍然把社会主义斥为一种会催生苦难和贫穷的经济制度，但他们不太关注常常与社会主义当权如影随形的政治威权主义。这或许是因为今天的精英并不把政治权利视为最重要的东西——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治理的社会在这些方面做得也没有多好。

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一种借助私人所有制和逐利动机组织生产、满足市场需求的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令民主的存在成为可能，但却带着极大的不情愿。正因为如此，早期的工人运动（如19世纪初英国的宪章主义者组织的那些运动）首要的目标就是争取政治权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领导人都认为：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会促使工人利用他们在政治领域的投票权，要求建立一种将工人置于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

然而事情并未完全如他们预料的那样发展。在西方世界，工人接受了一种阶级调和。私人企业会被驯服，而不是被征服；蛋糕越来越大，其中更大的份额会被慷慨的福利国家用于提供全民福利。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化和调整，民主的公民社会和带有威权主义的经济制度会出人意料地配成看似颇为成功的一对，而政治权利也将受到珍视。

时至2017年，这种调和业已死去多时。工人阶级运动进入休眠状态，资本横行无忌，勾画出一条带有破坏性的路线，甚至并不承诺实现可持续增长。导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公投决定脱欧的那种愤怒显而易见。人们觉得自己仿佛坐在一辆失控的列车上，奔向未知的目的地，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希望回到自己熟悉的苦难中去。

在这种动荡不定之中，一些人担心，只要桑德斯和法国的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等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领导人慈爱地耸耸肩，我们就会重返芬兰火车站。但现如今，民主面临的威胁是来自右翼，而非左翼阵营。似乎有两条前进道路在政坛呈现，二者都绝对是威权式集体主义道路的非斯大林形式。

“新加坡火车站”是新自由主义中心的列车未经承认的目的地。在这个地方，所有人的信仰和肤色都受到尊重——只要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毕竟，人民既愚钝又不理性，没有治理能力。就把新加坡火车站交给专家去运营吧。

在一些精英看来，这是一种可行的愿景。他们正带着合情合理的疑惧密切关注难以预测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认为有必要采取严厉措施来维持脆弱的全球经济，担心选民不愿以忍受一时的短痛来避免未来的长痛。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威胁与此类似：相关科学结论在科学界已无争议，但在公共领域内还有待讨论。

新加坡模式不是所有潜在终点当中最糟糕的一个。在这种模式中，专家可以当专家，资本家可以积累财富，普通工人可以有表面上的安稳。但它没有留给列车上的乘客大声喊“停”以及自行选择目的地的权力。

“布达佩斯火车站”——名字取自眼下在匈牙利居于主导地位、极具影响力的各右翼党派——是右翼民粹人士的终点站。布达佩斯至少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又重新掌握了控制权。要抵达那里，我们得跟一些冲在我们前面的汽车分道扬镳，慢慢转向。我们全都在这辆火车上，除非你是一个没有车票的局外人，然后的运气就不佳了。

“特朗普列车”正在驶向这条道路。特朗普总统无法通过挑战精英为普通人提供有形的好处，但他可以提供“工人”表面上的增值，可以引得人们对所谓的导致美国衰落的因素——移民、糟糕的贸易协议、胸怀世界的全球主义者——满怀愤怒。媒体、学界以及公民社会其他拒不合作的部分都会受到攻击。与此同时，除了必须适应更多的保护主义和更受限制的移民政策，大多数公司都可以一切如常。

但还存在第三个选项：带着过去汲取的所有经验教训重返芬兰火车站。这一次，民众要投票。好吧，先讨论、仔细思考，再投票——并且相信民众可以组织起来，为人类勾画新目的地的蓝图。

追本溯源，社会主义是一种关于激进民主的意识形态。在自由受到攻击的时代，它试图赋予公民社会权力，让公民社会得以参与到会影响我们生活的决策过程中去。当然，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可以像公司董事会一样令人有疏离感，一样不民主，因此我们需要好好想想社会所有制可以有哪些新形态。

大体轮廓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工人所有的合作企业仍旧在受到调控的市场上开展竞争；政府服务与公民援助计划合作；确保过上体面生活的基本所需（教育、住房和医疗）被视为社会权利。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里，不论人们出身如何，都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只有在大多数人的支持下，我们才能抵达这样一座芬兰火车站；这也是社会主义者积极提倡民主和多元化的一个原因。但我们不能忽略，社会主义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遗失了纯真。我们或许可以不再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当成疯狂的恶魔，而是选择把他们当成用意良好的人，试图在危机中打造出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我们必须弄清如何避免他们的失败。

这就牵涉到重拾社会民主主义。不是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的社会民主主义，而是第二国际成立之初的版本。这种社会民主主义包括：致力于建设自由的公民社会，尤其是容纳那些反对的声音；在制度上需要对权力进行制衡；以及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却无需与当下进行“零年”式决裂的愿景。

我们21世纪的芬兰火车站不会是伊甸园。身在其中的你或许会经受心碎和苦难。但这个地方会让眼下正被不平等碾压的许多人有机会参与创建一个新世界。

Bhaskar Sunkara (@sunraysunray)是雅各宾杂志(Jacobin magazine)的编辑以及美国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组织的副主席。

这是“红色世纪(Red Century)”系列的一篇。十月革命100年之后，我们用这个系列探讨共产主义的历史和它对后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