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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05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新旧文化针锋相对,内外矛盾不断发酵的时代,布尔什维克的行动给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因此,“十月革命”也以世界现代史的开端,进入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当中。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从沙皇到广大工农阶级间的巨大矛盾……课本上的表述想必已是深入人心,但大家对“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社会现实可能还是缺乏了解,因此本文希望通过搜集相关的资料,回溯那个接触现代但又步入末代的沙皇俄国,对“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进行一些简要描述。
01
厚重的底色:农业、农民与农奴制残余
根据1897年的统计,俄国农民的人口占到俄国总人口的至少3/4。尽管俄国的工业化已经起步并快速发展,但农业国的现状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广大农民也是布尔什维克的同盟力量。
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农奴获得了一定土地,但是他们解放后并没有获得之前耕种的全部土地,这与其“耕者有其田”的设想并不相符,而俄国晚期的频繁动荡也让农业生产难以有序进行。
俄国农民
在农村,公社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部分。农村公社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负责公社内的纳税和征兵,发挥着维持乡村治安和日常运行的职能,是维系农村稳定的重要组织。但是村社倾向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导致生产力低下且抛荒严重,针对生产的制约也导致变革势在必行。
俄国农村
末代俄国社会另一项突出特征是人口的暴涨。根据统计,农奴制改革后,俄国人口从1861年的7300多万到1897年的1.25亿到1917年接近1.7亿。伴随着人口的暴增,土地价格也随之增长,尽管农民开始从贵族和地主手里购买土地,但人均土地份额仍在缩减,特别是在人口相对密集的欧洲地区,这使得社会矛盾被进一步激化。
同时,农奴制改革后,由于购买土地和征收地税,广大农民每亩土地需要承受地主贵族10倍的费用。尽管后来人头税、土地赎买费相继废止,但是当时俄国大量的消费品都要从征税,同时为了早期工业化平衡资金收支,俄国增加了粮食出口,使得农民利益进一步受损。不过,一战正值丰收之年,这种矛盾会有所缓解。
而俄国统治阶层也在设法进行调整,斯托雷平改革就是20世纪初期俄国内部改良的代表性举措。斯托雷平改革试图打破农民公社,建立强大的自耕农阶层。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相当数量的农民在离开公社后获得了固定的农田。但是富农阶层和贫农阶层在这个过程中却表现出分化和敌视,因为他们对改革的态度不同。同时,面向农村的教育、新组织的传播扩大了广大俄国农民的社会活动范围,在增长见识的同时也在挑战着他们的传统观念,特别是与城市的互动让他们对现实充满失望。从现实情况来看,退出村社的农民在1909年达到顶峰,随后就逐年递减,同时农民反抗也是有增无减,到最后,斯托雷平改革达到的效果十分有限,整个“绿色革命”趋于停滞。
斯托雷平改革
02
革命力量的核心:俄国工业化与工人阶级
沙皇政府,尤其是强势的内务部醉心于维持专制统治和支持贵族,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抵制俄国的工业化进程。不过在俄国最后的数十年内,俄国工业化总体上发展比较迅速,偏向重工业,但是外国资本的参与力度很大,这个问题甚至在苏联时代也出现过(如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资本家也在通过向苏联售出相关技术设备的方式来渡过自身危机)。工业建设需要依赖俄国国内的困窘导致其消费工业品的能力不足,而产品又缺乏竞争优势,因此商品主要面向亚洲各国。总的来说,俄国工业严重依赖外国资本,且对无产者和小农的剥削十分严重。
沙俄时代的普提洛夫工厂
伴随着俄国工业化的起步和发展,无产者的增加在19世纪末才开始出现,到了一战爆发的1914年,俄国的工人也只有300多万,比例并不高。但是由于俄国工业高度集中,半数以上企业雇佣工人超过500名。因此工人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工业中心内形成了庞大而紧密的团体。这些紧密的工人团体能比较快速的形成组织力和战斗力,是未来革命党派城市进行革命的重要组织基础。
同俄国快速发展的工业化相对的是,劳工保障的相关法律和组织均不完善,且工作环境和待遇很差,几乎和早期工业革命时代的西欧国家相当。而进入城市学习新技术和文化的工人阶级也在接触大量的新事物和新思想。与西欧国家的差别在于,此时的西欧国家的福利和劳工政策更加完善。同时,由于资产阶级力量很强,资产阶级文化也有很强的基础,相当数量的无产者可以获得足够的待遇,甚至可以依托工作能力和技术知识实现阶层上升,资产阶级的妥协缓和了社会矛盾,抑制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愿。而在俄国,工业资本的拥有者和沙皇政府与贵族高度绑定,且更强调自身的神圣性,对新兴阶层多采取排斥态度。工人阶级的趋于进步和资本所有者的趋于保守形成鲜明对比,阶层流动的阻塞和阶级间的剥削压迫促使大量的产业工人被动加入了无产者组织,并开始提出经济与政治诉求。
俄国工人的斗争
当然,多数俄国工人阶级并不会一开始就将暴力革命奉为圭臬,在列宁看来,工人更多倾向“小富即安”的生活。事实上,他们起初多选择孟什维克这一类温和派,希望通过和平方式争取权利,但是警察的暴动镇压,以及资本家组织的建立使得工人产生现实落差,希望改善自身待遇的工人阶级开始大量转向更加激进和彻底的变革,于是布尔什维克逐渐获得了更多认同。
发动革命的俄国工人
03
帝俄时代的管理、市民空间与战争冲击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市民空间的成长。这包括各类职业社团、学术团体、自发组成的协会、宗教组织等,极大增强了俄国市民对社会的认知,同时学校、教会、自治组织这些兼具官方和民间性质的场所使得社会议题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
弱势群体也由此开始发声,劳工运动、女权运动兴起,大量的非俄民族的身份认知转变,民族主义思想涌现。此外,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思想也更多进入市民的脑海里。与之相对应的是,俄国当时奉行“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政策打破了过去非俄地区以沙皇共主的自治政策,激起了各非俄罗斯族的民族意识和脱离倾向,同时俄罗斯族也因腐朽的统治和严格镇压而表现出反抗情绪。正如列宁的评价“沙俄是各族人民的监狱”,伴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在不断凸显,使得沙俄的统治增加了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19世纪末期的俄国
市民空间的标志是以报纸为媒介的公共信息传播,而报纸传播的双面性也促进了社会的变化:它一方面展示了现代化和新兴城市生活的进步、繁荣,科学知识、娱乐活动、多样化的商品消费有极强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揭示了现代城市生活的黑暗面:犯罪、道德沦丧、贫富差距、传染病的蔓延,这都使得现代化与帝俄统治的神圣性在不断被消解。发展、进步的愿望与现实的落差、束缚之间的矛盾,促使着人们的斗争有序(而非无序)地展开。
而对于1917年前的俄国来说,最大也最直接的现实冲击无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动员了超过1500万人入伍,但是前线作战不力,国土沦丧,有数百万士兵在前线阵亡、受伤、被俘,“灰色牲口”这个名词,直观反映了当时俄国底层士兵受到的等级压迫和战场上的悲惨境遇。城市居民的生活也因战争受到巨大影响,仅1916年全国参加罢工的就有100万人之多,但沙皇严格限制城市社群有组织的活动,这进一步激起民怨。
一战期间的俄国士兵
04
两条道路的选择:列宁对革命力量的认识
作为“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俄国工业化的发展同落后的农业国基础让这个国家走在了历史的分叉口,而目睹现代化建设、接触现代思想的俄国人民在美好愿景与残酷现实的反差中也被驱使着在未来的道路中做出选择。然而,基于现实的考虑,那些革命的潜在力量可能并不会主动加入那些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的大军,他们的心态可能更加复杂。
列宁在1907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第二版序言中就作出过这样的判断:
“革命日益显露出农民在现在的两重地位和双重作用。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徭役经济的许多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说明了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或者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阶级结构的内在矛盾,它的小资产阶级性,以及它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阶级倾向的对抗性。变穷了的小业主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是无可避免的。”(p11)
而对未来的展望,列宁是这样描述的:
“在目前的经济基础上,俄国革命在客观上可能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路线和结局:或者是与农奴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旧地主经济保存下来,慢慢地变成纯粹资本主义的“容克经济”。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农奴制地主经济的内部改革。国家的整个土地制度变成了在长时期内还保持着农奴制特点的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是革命摧毁旧地主经济,粉碎农奴制的一切残余。首先是大土地占有制。从工役制最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小农经济的自由发展,由于剥夺的地主土地落入农民手中,小农经济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整个土地制度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因为农奴制的痕迹消灭得愈彻底,农民的分化就进行得愈迅速。”(p12-13)
事实上,不只是农民,列宁对无产者和其他广大的革命阶级都有着相近的判断,即广大的革命者并不会因为自己现实中的一无所有而义无反顾地参与到打破现有一切秩序的斗争中,甚至会有一些农民和小资产者并不完全认同自己是无产阶级。生活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的他们,博取权益往往不是一无所有时的“背水一战”,而是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下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因此如果只是自发地斗争,这些革命者往往会因为取得初步进展就“小富即安”,或是群体内部分人变质走上了反革命道路,他们的革命也就难以走向最终的胜利。
列宁发表演讲
正因如此,列宁强调革命先锋的组织和引导作用,他主张严格入党程序,保证党员的坚定意志和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可以说,列宁对党建工作的要求,为后来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广大社会主义政党建设提供了基本纲领。
结语
这个波谲云诡的世界,有的地方还是暗潮涌动,有的地方已经形成了吞噬生命的漩涡,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在“危”与“机”的糅合下,编制成一张复杂的网络,亟待后人来揭开难题。回顾当时的俄国社会,接触新思想的新兴市民,初具规模的工人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广大工农的反抗斗争,无数的力量汇成一股,在1917年迸发出轰动全球的大变革。直到105年后今天,这场大浪回荡起的阵阵余波还在影响着这个世界的许多国家,让世界人民思考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回望“十月革命”,对今天的人们认知世界,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参考资料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14页。
【美】梁赞诺夫斯基、【美】斯坦伯格著,杨烨等译:《俄罗斯史》(第七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7-442页。
吴恩远:《苏联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26页。
赵士国:《论十月革命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因素》,《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第11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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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姜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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