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迷雾: 社会主义第三次浪潮 | 文化纵横6月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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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第三次浪潮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献词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3期)

(本音频由读者 古城童话 热心录制)


资本主义正在遭遇重大危机从 2008年金融危机,到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资本主义遭遇重大危机。世界范围的经济持续停滞乃至下滑,大面积的失业,难以逆转的贫富分化,天量的债务与资产泡沫,还有大量的人命死亡……世界资本主义正在遭遇自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及最大烈度的危机。


危机之中,资本主义的边界正在出现。


一是市场边界,世界上找不到新的市场空间与利润空间,资本利润增值的动力正在枯竭;


二是技术边界,危机推动的技术创新虽然日益活跃,但技术创新的受益人群却日益狭小,技术革命越来越服务于少数人,在现行资本主义体制下,多数人眼见着被技术革命边缘化;


三是生态边界,地球生态圈已经无法承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带来的压力,环境容量业已饱和。


传统上资本主义用以化解危机的手段也逐个失灵,经济结构的调整需求与民主-福利性国家的刚性约束相互冲突,代议制政府寸步难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制造着巨大的资产泡沫和债务黑洞,而且进一步加剧着本已严峻的贫富分化。


危机之下,两次世界大战前的资本主义世界景象正在重演:民粹主义政治泛滥,社会内部撕裂,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抬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呈现为零和博弈状态,逆全球化正成为潮流,结盟政治开始抬头,乃至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也不是不可想象……


危机引爆战争,战争引导革命,这是资本主义体系曾反复演出的剧目。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面对资本主义的重大危机,是资本主义深度改革并克服危机?还是资本主义遭遇“切尔诺贝利时刻”,走向彻底覆亡的末路?

历史再一次来到了重大的分岔点。

社会主义的三次浪潮

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社会主义思潮始终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成为制衡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并时刻寻找战胜并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路径。


历史上,“一战”之后发生了十月革命;“二战”之后诞生了社会主义中国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冷战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集中体现为社会主义影响下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及至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然而,不到30年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迅速崛起,成为重塑世界格局与人类未来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如果从19世纪第一国际诞生时算起,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致经历了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19世纪欧洲范围的工人阶级运动,工人阶级逐渐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其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国际工人组织的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巴黎公社)的初步尝试。社会主义的第一次浪潮推动了工人阶级的觉醒,催生出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但在这次浪潮中,并未诞生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

第二次浪潮,大致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至1990年苏东阵营解体为止。这一波浪潮中,诞生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革命获得了成功,形成了一个遍及世界的社会主义体系和阵营。第二次社会主义浪潮的主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开始以国家形态出现,普遍实行公有制及计划经济体制。

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经受住了苏东解体后的剧烈冲击和考验,在世界社会主义步入低潮时,中国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又坚持改革开放,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是在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中纳入市场经济,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波社会主义浪潮的兴起,虽然仅仅是开始,但已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冲击力,为那些想要寻求自主发展的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对于那些相信“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则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第二次社会主义浪潮遭遇挫折的缘由

欲讨论社会主义第三次浪潮的现实及未来,就必须面对社会主义第二次浪潮遭遇挫折的缘由。


从 1917年十月革命至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社会主义呈席卷全球之势,不独形成了对资本主义产生巨大威胁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且在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掀起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二战”后十几年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风声鹤唳,危如累卵。社会主义在全球铺展之际,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体制,并普遍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系。


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一的公有制,存在深刻的弊端。首先,计划经济体制无法灵活有效地配置社会经济资源,导致国民经济体系僵化扭曲,无法有效回应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信号;其次,单纯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导致社会劳动在中观和微观层面缺乏动力机制,企业与企业之间、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缺乏竞争冲动与压力,经济效益普遍偏低;再次,限制和取消私有经济及商品经济,违背了价值规律,超越了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导致无法满足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需求,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的改善提高;最后,长期的苏式计划管理,导致经济体系日益内卷与封闭,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盛行,缺乏对技术进步及组织创新的敏感与回应能力。

社会主义第二次浪潮在上个世纪 80~90年代的巨大挫折,固然可以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强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等客观因素总结分析,但归根结底,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运行制度及体制机制才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内部运行的不可持续,是导致苏东剧变、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的深层次原因。

社会主义第三次浪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伴随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成形,并日益明显地形成了既不同于传统苏式社会主义,也不同于经典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道路开始日益自信地走向世界舞台。

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至今并未定型,仍然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但通过40年的探索,大致具备着如下特征:

第一,以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务,为此敢于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合理的经济形式,放手发展私营经济,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同时在国民经济的基础环节与战略环节布局发展国有经济,使之与私营经济形成结构上的互补关系,以及所有制上的混合关系。

第二,推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及生产关系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逐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在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相互开放融合的过程中,始终注意保持国家主权的独立性,保证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性质,警惕因发展市场经济的需求而使国家导向资本主义的轨道。

第四,通过发展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发展会带来财富的增长,也可能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社会的分化。对此,只有进一步的发展创造出的增量财富,才可能为公平问题的解决提供物质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展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主要手段,其他办法只是辅助性手段,社会公平应获得动态的、能动的解决,而非静态的、一刀切式的解决。

第五,对于社会公平问题,在发展手段之外,国家还辅之以一系列其他手段,用以平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贫富分化问题:首先,大规模扶贫,将市场经济条件下被边缘化的群体纳入发展轨迹,通过各种办法使之摆脱贫困;其次,对口支援帮扶,国家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协调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资源对接,通过有组织的长期对口帮扶,重点解决落后地区的发展难题;最后,转移支付,通过财政收入支出结构的调整,调节东中西部地区的关系,调节发达与不发达地区的关系。以上手段,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选票政治导致利益固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也根本办不到。


第六,在上述经济、社会、政治方式之外,中国共产党超越已有的社会利益结构,不被各种利益集团左右,动态地调节社会利益。为此,中国共产党既要摆脱资本的控制与渗透,又要克服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影响,在经济活力与社会公平之间保持动态平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成功地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市场经济是不可能人为取消的。传统苏式社会主义宪制乃至取消市场经济,结果是灾难性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古老的经济形态,其形成的“供给-消费”网络自发调节着人类的经济行为,它既可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结合,也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当然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结合。结合的程度,取决于社会产品剩余的程度;一般而言,社会剩余越多,市场经济便越发达。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运动中,资本是主要的行为主体。资本力量具有二重性:一方面, 它是市场经济中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力量;另一方面,它又会操控和垄断市场。法国年鉴学派代表性学者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不能与资本主义画等号,“市场经济只是整个经济的一部分,只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起着联络作用……在它的下面有着日常生活的汪洋大海,而资本主义过程则间或从上面操纵它……资本主义不折不扣地是最高层的经济活动或向最高层上升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这种手段高强的资本主义凌驾在物质生活和市场经济这两大基层之上,并体现着高利润区域”。对此,市场社会内部会不断地生出反资本主义的力量,生成经济与社会平等的诉求与行动。在以现代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追求社会公平的力量会不断诉求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来平衡或克服资本主义之弊。应该说,社会主义也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力量,它天然地与资本主义对立,它是市场社会的有机构成之一。


现代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除了资本,还有政府。政府是市场社会对于秩序、规则需求的产物,政府的存在并不是外部力量强加给市场的,而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市场社会中,如果没有政府,也会有行帮、商会等准政府出现。政府除了规制、管理市场经济之外,还经常推动发育市场,尤其在市场经济早期和后发国家,政府经常成为市场经济的发动机。因此,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当成截然二分的事物,是根本上的方法错误。自由主义将政府视为绝对的恶,苏式社会主义将市场经济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都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市场经济的运动中,以社会主义价值为导向,以国家战略调控为手段,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组织生产与交换、引导消费与分配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资本在发展先进生产力方面的引领作用;与此同时,又以强大的国有资本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制约和平衡资本,克服市场经济内在的分化倾向,避免资本控制经济社会生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种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结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保证其社会主义性质?

资本主义如水银泄地,资本的意志和手腕极为强悍,它会按照资本运行的逻辑构建与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逻辑并不会改变,市场经济的自发运动和其中的资本主体追逐利润的行为,会不断瓦解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并可能导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失衡甚至解体,将社会导向资本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不断穿透民族国家边界,主权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对的挑战就更加明显。


如何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


第一,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被改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既要充分发挥资本在发展先进生产力方面的作用,推动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同时又能不被资本渗透和左右,能动地驾驭资本,使之为大多数人服务。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的话道出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的实质关系。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运转,同时还因为中国在过去七十余年的建设中,形成了庞大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国有金融、国有土地,这些巨量的战略性资产掌控在国家手中,构筑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使得中国共产党可以不受资本力量左右,可以从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手执政。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及国有资本也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经营和竞争,市场逻辑、资本逻辑同样会深入渗透国有企业的日常行为。因此,如何保证这些庞大的国有资产的管理者,不会演变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防止他们将国有资产转化为私人资产,或者形成内部人控制,就显得特别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如何做到既保障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又保障国有资产的国有属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改变性质的核心要害。

第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必须牢牢掌控在共产党手中。在教育、出版、媒体等行业或部门中,经济效益的追求必须服从社会效益,市场经济的逻辑不能占支配地位,党的领导必须贯穿在其日常运营之中。思想意识形态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会去占领。

第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应领导社会力量的发育进程。社会力量的成长,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由于市场经济的分化作用,市场社会中会生成自我保护的社会需求,用以缓解贫富分化、环境破坏、道德滑坡种种弊端,用以平衡资本。因此,社会的发育是成熟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由于中国具有强大的官僚封建主义传统,社会力量的发育和建设,还有助于克服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为此,共产党应领导并动员社会力量的组织和建设,形成党领导社会力量的格局,由此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稳致远。

推动社会主义的第三次浪潮

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临巨大危机之际,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浪潮的机遇再次浮现。而这一次社会主义的世界性浪潮,将很可能以中国的新型社会主义为开端。在中国崛起并不断进入世界领导性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将逐渐成为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形成更具普适性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价值体系,并日益为世界人民所接受。

与此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此重大历史转换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将会特别尖锐,面对的形势也会特别凶险。

自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疫情危机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效应日益明显。各种危机冲击的结果,都是中国化危为机,推动国家发展更上一层楼,推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更臻成熟。这些鲜明的对比效应,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主流叙事,它比单纯的军事实力增长和 GDP增长更具冲击力。


对此,国际资本主义的各种力量正在动员起来。来自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的攻击抹黑层出不穷;某些国际左翼也在不自觉地跨越发展阶段对中国进行民主、人权、环境方面的指责,甚至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自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世界范围的结盟政治开始出现,资产阶级的“神圣同盟”在遏制中国的名义下正迅速聚集。


第三次社会主义浪潮的到来,一定会面临黑暗的前夜,并经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更加剧烈的动荡和混乱。对此,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做好准备。


—  2021年6月新刊目录  —

编辑手记


社会主义的第三次浪潮——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献词

刊编辑部


域外

“结盟政治”重现?    

孙竞超

封面选题:建党百年与理论创新

建党百年之际,中国正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之上,作为中国各项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同时面对实现“民族复兴”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任务。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也有必要为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贡献自己的思考。

现代中国政治主题的重构与道统重建

程亚文


驾驭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

林炎志


以中国为中心的史观重建

李文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中华文明的建构

姚 洋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的理论创新”研讨会综述

本刊编辑部

学术评论


临界中的思考

项 飙

我们感觉,经济社会的组织方式即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变化的具体方式难以预测,但是转型的趋势无可抵挡。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去迎接它、适应它。这种临界状态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


探寻中国经济发展新空间


以双循环重塑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

曹远征

如果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中国经济将实现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如果将这一持续扩大的国内市场通过制度性开放为世界所共享,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将带动外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这一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过程,也是中国与世界新型经济制度的生成过程,是通过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治理理念的动态过程。

虚拟经济的发生原理与中国经济的避虚向实——中国发展道路的新政治经济学 

文 常


观察·文化

     

“时代的命”:主旋律影视剧“破圈”的文化逻辑 

毛 尖

做得好,被竞相仿效,就会成为影视剧的一大旋律,就是文化输出。形式和语法的“主旋律”,比内容主旋律,走得远,走得久。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在文化上就还没有能力进入决赛圈。

回归革命史观——《觉醒年代》的史观转向 

本刊记者 董牧孜

新发展知识


亚投行:探索符合发展中国家实际的国际发展模式 

杜心蕾

亚投行在遵循原有国际制度与规范的基础上,将“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银行宗旨。更重要的是,亚投行在理念与实践上对“国际发展”理念做出了不同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诠释,更为贴合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实际情况。

社会结构变迁


小康之后:后现代价值观的浮现与挑战 

房 宁、丰俊功

“小康社会”是关于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中国表述。实现小康则意味着中国后小康、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从世界经验看,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将会发生一场改变主流价值观的观念革命,价值观变革将对社会结构、社会治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保护财产还是保护家庭?——富裕农村地区的婚姻家庭新模式 

郭 亮

如果说实现个人权利保护和个人解放,解除宗法社会中家族对个人的过分压制,是近代社会革命的主要议题之一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尤其在物质财富大增长的背景下,随着家庭与个体关系的逆转,保护家庭则又成为当下的时代任务。


海外民族志

援助非洲须先认识非洲——非洲乡村田野笔记    

王晓毅、张 倩、张劼颖、蒋 培、阿妮尔

自 20世纪70年代中国向非洲派出农业技术人员以来,中国对非洲的农业援助已有不短的历史。当下,中国在非洲建立农业推广中心和投资农业,然而,我们对于非洲乡村依然缺乏足够深入的了解。我们有不少关于非洲乡村农业的数据和研究,但缺乏对非洲乡村的近距离观察,缺少感性和综合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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