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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关于十月革命的发生,考茨基提出了社会主义“早产论”。其实,考茨基所说的“早产”,是指俄国的社会主义早产,并不是社会主义早产。如果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理,对十月革命从酝酿到发生进行总体性的回溯,发现从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到十月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列宁按照“多数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原则,一步步地推进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每一步都坚实有力,根本不存在俄国社会主义“早产”的问题,更谈不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早产”问题,而是恰恰相反:十月革命向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关于十月革命的发生,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认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做法,就像“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1]。这种社会主义“早产论”一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末,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早产论”似乎得到了某种“验证”,因而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2]。为进一步阐明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回应所谓社会主义“早产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挑战,本文拟基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进行一个总体性的回溯,给予社会主义“早产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反驳,以正视听。
一、社会主义并未早产
其实,考茨基所说的“早产”,是指俄国社会主义的早产,而并非是指社会主义的早产。社会主义不但未早产,反而有点“过月”了。
恩格斯早在1843年就指出,
在1844年写作《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
这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被深刻地概括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43这一论断被后人称为“两个必然”。
但是,马克思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指出:
人们据此得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结论,似乎资本主义只要还能发挥出一些生产力,社会主义就决不会出现,似乎马克思放弃了“两个必然”或把“两个必然”无限期推后了。但是,这些人忽略了马克思在这里紧接着写下的这句话:“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592按照这句话,既然《共产党宣言》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任务,那么解决这个任务的物质条件就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从而也就不存在所谓“决不会”的问题。正是如此,马克思在后来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又再次提出同样的任务:
更进一步地,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指出,
因此,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观点,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早产;反之,就西欧而言,是“过月”了。“过月”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去世后,包括考茨基在内的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彻底成为马克思本人所否定的那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考茨基的背叛,列宁1918年专门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对其进行了清算,此不赘述。
二、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发生的可能性
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发生也不是不可以想象的事。
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计划在当时相对落后的德国来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并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说明了革命的策略。实事求是地讲,后来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其实都是有意或无意地按照这个策略来进行的。
简而言之,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等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国内就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从而在资产阶级不得不发动资产阶级革命、进而不得不武装无产阶级为他们卖命的时候,无产阶级在帮助资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也获得了抗衡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和政治力量。这个时候,只要外界环境有利、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得当,在落后国家取得甚至率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7]
实际上,马克思曾明确反对别人把自己“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8]466,并明确地指出,
那么,为什么俄国和其他国家可以不必走那条似乎注定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们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只要这些国家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并且不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对此,马克思解释道:
显然,只有像考茨基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才会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或不应当在俄国取得胜利。
事实上,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已经指出,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
于是,列宁在这里提出的任务,正是十月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务,
三、列宁的革命策略
1917年4月,列宁在《论策略书》一文中针对那些对他的“四月提纲”的质疑曾作出过回应。
列宁首先自问:
然后,他指出,
这说明,列宁对俄国的阶级关系状况十分清醒。基于这种状况,列宁认为,俄国就不能冒险从尚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跳跃到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还特别指出,
由此可见,列宁根本就没有实行早产社会主义的(军事)冒险主义打算,其策略主要是争取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人的支持,其依据完全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革命理论。
恩格斯曾经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
有人据此歪曲恩格斯的意思,说他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但是,恩格斯在这里所探讨的是:
而历史的事实则表明,
因此,恩格斯所反思的只是如何克服布朗基主义的影响,并去追求多数人的革命;其目的是强调要从表面上的或自称的民主革命转向真正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放弃暴力革命。列宁的革命策略正是这样的:
这也正是列宁要求“工人阶级的党决不放弃合法活动,但一分钟也不对合法活动抱过高的希望,应当像在1912—1914年那样把合法活动和秘密活动结合起来”[11]5的原因。
四、列宁对七月起义的叫停
俄历1917年7月3—4日(公历1917年7月16—17日),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一战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堡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爆发了群众性游行示威。这场自发的游行示威由第一机枪团带头,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的趋势。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先是决定劝阻群众,然后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又努力将其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列宁本人于1917年7月4日赶回彼得堡,向游行的水兵发表演说,要求群众沉着、坚定和警惕。布尔什维克党于1917年7月5日也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这场和平的游行示威,最后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镇压下去了,临时政府还以德国间谍罪的名义下令逮捕列宁。于是,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里,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12]469这样,七月革命还没有发生,就被各方面的力量扼杀了。列宁事后在答复彼得堡高等法院检察官发出的受审通告时指出,
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列宁为什么要叫停七月起义,从而使可能的七月革命流产了呢?
这是因为,当时俄国虽然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城市无产阶级,虽然也能够走自己的道路,但是还不能一下子把大多数半无产者争取过来。[12]412而前面我们所阐述的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制定的革命策略意味着,决不能用寻常的方法去推翻当时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而正是在这场后来被称为“七月事变”的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中占多数,布尔什维克只占少数。因此,
可见,正是基于布尔什维克在当时尚不可能夺取国家政权而起义则会造成无谓牺牲这个原因,列宁作出了叫停七月起义的果断决策。
列宁叫停七月起义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到7月4日之间,革命有朝着和平方向发展的可能。这不仅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种较强的力量能够抗拒和阻碍政权归苏维埃,而且还由于苏维埃内部各阶级间和各政党间的斗争在全部国家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能够最和平、且代价最少地进行。[11]7但是,七月事变之后,“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11]8。
不过,“工人的武装起义,只有同经济破坏和战争延长所引起的反政府反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的巨大高潮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胜利”[11]2。“而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是:不仅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人民群众,而且要人民群众离弃已经背叛革命事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11]9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仍然要实际地争取到多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不是自以为可以代表多数的群众。
五、列宁对十月革命的坚持
1917年9月,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政权首都的工兵代表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之后,列宁提出,“可以而且应当夺取国家政权”[11]232。他指出,
列宁还指出,
俄历1917年9月27日,列宁在给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主席伊·捷·斯米尔加的信中写道:“我认为,必须在党内进行鼓动,让大家认真对待武装起义,为此应当把这封信打印出来,分寄给彼得堡人和莫斯科人。”[11]259他还直接给斯米尔加布置了军事准备任务。俄历1917年9月29日,列宁又撰写了《危机成熟了》一文。在该文中,列宁指出,“在俄国,革命的转折时机显然已经到来”[11]268。同时,他还批评,
在这里,列宁不仅从六个方面分析了起义的胜利是有保证的,而且
这是列宁以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强势推动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
俄历1917年10月1日,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共前身)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以及彼得堡、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委员的信中又进一步强调:
俄历1917年10月8日,列宁提出了如何把马克思关于起义这种艺术的主要规则运用于俄国的办法,并指出,“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11]375。然而,列宁的这个预期落空了,他关于起义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落实。
俄历1917年10月10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指出,
在列宁的推动下,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尽管有两票反对):
俄历1917年10月16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另一次会议上,
会议最后形成决议:
然而,会后,彼得堡流传出一份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表示反对发起行动的手抄传单。对此,列宁愤怒地指出:
正是这种工贼行为,使原定俄历1917年10月20日发动的十月革命被迫推迟,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得以采取一些对抗革命的有针对性的措施。俄历1917年10月24日晚上,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指出,“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11]430。在列宁的强势推动和坚持下、在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正确领导下,经过革命群众的不懈努力,十月革命终于于俄历10月25日爆发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六、结语
马克思早就指出,
俄国革命是不是社会主义早产,也同样是一个实践问题,即以列宁为核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俄国人民证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实践问题。我们看到,从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到十月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列宁按照“多数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原则,一步步地推进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每一步都坚实有力,根本不存在俄国社会主义早产的问题,更谈不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早产问题,而是恰恰相反,十月革命向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十月革命过去一百多年了,欧美发达国家仍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说明那里本该发生的社会主义“过月”了,这不仅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危害,也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1929年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败和战争破坏,就是突出的例证。而1990年代苏联亡党亡国也不是验证了什么早产论,而是验证了社会主义实践如果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会葬送或中断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进步事业这一真理。今天我们纪念十月革命,首先应当像列宁那样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从中找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正确道路,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
作者: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四期
参考文献:
[1]卡尔·考茨基.考茨基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76.
[2]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5年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70.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7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1.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74.
[7]余斌,古胜红.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C]//程恩富,蒋乾麟.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六十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75-83.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列宁.列宁全集:第2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2]列宁.列宁全集:第3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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